这篇文章知识点为您总结归纳如下：养老托育服务降价格

随着我国老龄化步伐不断加快，“一老一小”问题受到社会关注，养老、生育政策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热议的话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7%，这提示政策制定到了必须正视人口问题的时刻。

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养老和生育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从老年疾病到日间照料再到娱乐休闲，对于老年生活，代表委员们提出了让人们“没病痛、不孤独、有乐趣”的多种办法；从生育成本到妇女权益再到托育保障，针对“想生不敢生”，也提出了相应措施。

老年生活没病痛、不孤独、有乐趣

“老年人最关心的两件事是健康和幸福。健康不是不得病，而是生病后能尽快得到控制和康复；幸福则离不开三种状态：有乐趣、被需要、不掉队。”

3月7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二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中，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这样说道。

她认为，社会要创造条件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没病痛、不孤独、有乐趣的老年生活一定幸福”。

要做到“没病痛”，医疗服务必须跟上。目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医养结合在不断加快，全国医疗卫生健康服务已经延伸到社区和家庭。

黄改荣认为，平时积极的老年慢病管理，能够让身体器官保持良好的功能状态，老年人能听得清、看得见，自己照顾自己，这就是“健康”的主要含义。

对于一些具体的老年疾病，也需要加强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孙洁表示，“伴随我国步入老龄化时代，房颤在我国进入了高发时期，如不加以有效干预，由房颤引起的心源性脑卒中会维持高发状态，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并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孙洁建议，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引导，推进心脑共治，落实关口前移，优化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综合管理，应对老龄化挑战。

针对养老护理人员短缺现状，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建议，加快推进康养机器人的成果转化，在康复训练和安全监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了实现陪伴关爱，还建议科技部牵头，设置陪伴机器人专项，支持相关的多模感知、情感计算、主动对话、虚拟形象等关键技术与陪伴机器人产品研发。

日间照料和娱乐、消费也关系到老年人的幸福感。而相比之下，农村的养老服务体系仍存在比较明显的短板。

自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发布以来，各地加大了对农村地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投入。

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曹义孙发现，多数日间照料中心只能满足老人就餐、娱乐休闲等基本生活需求，精神慰藉和其他更高层次的衍生需求难以满足。

曹义孙建议，不断提高日间照料中心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建立健全提高日间照料中心服务水平的各项举措。在充分利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增加对养老设施建设的投入，引进和建设一些普遍适合老年人活动的文体娱乐器材，并建立起有保护措施的老年人活动场所，在活动场所内可以设置专业人员以提供应急服务。

消费方面，早在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35号文件）就已提到，要引导商场、超市、批发市场设立老年用品专区专柜，但目前市场上仍寥寥无几。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姚卫海建议，大力开发衣、食、住、行方面一条龙的适老用品，规范、加大推动构建适老超市、商城养老产品柜台，满足老年群体消费需求。

解决育龄妇女后顾之忧

一边是老龄化严重，一边是生育率持续走低，我国人口结构问题较为突出。

在3月7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视频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傅振邦代表共青团界发言时以“三低一高”概括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

人口“含青量”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结婚率持续走低，初婚年龄线持续走高。他强调，“必须深刻认识人口政策调整的战略紧迫性，鲜明实施积极的人口政策、生育政策，更大力度鼓励生育，促进优生优育”。

年轻人为何不敢生？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看来，生育成本过高制约了生育意愿和行为。

“在一项对生育‘三孩’影响因素的调查中，排除政策因素，经济条件成为影响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很多符合条件的家庭陷于想生又不敢生的境地。最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住房费用过高；孩子出生后，由于公共服务的不足，入园前的养育负担过重；小孩的校外教育费用过多。”李健说。

李健还指出，我国生育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足、不均衡。现有的生育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医疗设施简陋，城乡都存在床位不足问题；高龄、高危孕产妇数量增多，而一些地区的妇幼保健医疗水平有限。

“提升生育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将生育支持融入经济社会各项政策，进一步降低生育成本、建立相容的生育保障政策体系，实现生育保险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妥善解决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等。”李健表示。

为解决这些问题，李健建议，进一步加大保障房建设，打破买不起房的困局。在经济发达、房价高企的地区，加大共有产权住房的供给数量，降低购房成本；加大租赁房的供给数量，提供足够数量的租赁住房，给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提供短期租房。

从税收的角度，全国人大代表周立成建议，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三胎以上家庭大幅度提升个税起征点，并且从第三胎起每人每月提供生育补贴直至小孩成年。个税减免政策及经济补助政策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意愿差异化实施。

刘庆峰则呼吁，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尽快覆盖0-3岁幼儿家庭，减轻家庭幼儿托育经济负担。“按照新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子女教育等六项支出可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但养育0-3岁子女的费用不在上述六项支出之列，希望能尽快覆盖0-3岁幼儿家庭。”他说。

针对以上问题，傅振邦也建议，积极构建全方位全链条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建立健全多孩家庭阶梯式生育津贴长期发放机制；大力保障母亲权益和女性就业权益，采取适当的鼓励政策，支持用人单位和企业聘用女性职工。鼓励男性共同分担子女照护责任，推广普及分娩镇痛并纳入医保范畴。

养老托育服务降价格

“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人正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亟须社会服务为养老和托育提供更多配套支持。

去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配套支持措施。当前，我国托育服务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存在家庭需求高与机构空置并存的现象。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于鲁明指出，要加快研究制定普惠托育服务支持政策。探索将普惠托育服务纳入或部分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税费减免等资金支持政策，建立完善政府、家庭、机构合理的分摊机制，降低托育服务价格。

“可参考幼儿园补贴标准，确保托育服务的普惠性，避免市场化带来的高额托育价格。同时可参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托育机构‘砖头、床头、人头’一起补，把普惠入托率作为核心指标。优化资源配置，统筹调配学位、托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李健也指出，还要增加跟生育相关的公共服务及儿科、产科、妇产科医院等医疗资源的投入和配置，做好出生缺陷干预和高龄孕产妇的服务。

“十四五”末，我国全国养老床位规模要达到900万张以上，婴幼儿托位的规模要达到600万个以上。为实现这一目标，提高养老托育的有效供给也成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点任务。

在3月7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人口老龄化和养孩压力大、成本高问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将围绕人民群众有迫切要求的优质资源来扩大规模，比如“一床难求”的养老机构、“一位难求”的托育机构，中央预算内投资将给予重点支持，同时把财税、信贷、土地、人才等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大幅度增加养老托育优质资源的供给。

在增量的同时，还要解决供给的精准性不够、质量不高问题。

“人民群众最需要负担得起、方便可及的服务，最需要身边的服务，所以增量提质的重点要放在普惠和就近上。”连维良说，普惠，就是政府要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帮助服务机构降成本，服务机构向消费者降价格。就近，就是要全面落实社区养老托育的配建要求。同时，引导各类各样的养老托育服务向社区延伸、向家庭延伸。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吕银玲）